<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天主教>

四、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天主教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各种保教措施。中国近代史上最大一笔赔款——“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被用于重建烧毁、损坏的天主堂，还修建了许多新堂，焚毁教堂、伤害传教士的地方军、政官员遭到惩处，人数多达50多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宗教信仰自由正式载入历届中华民国政府宪法，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各种宗教的合法地位得到保证。中国社会的变化为天主教传教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同时，天主教本身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传教士的政治活动和任意插手民教纠纷，大力兴办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努力改善其社会形象。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天主教得到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天主教徒人数持续增涨

1901年－1910年间，中国天主教徒由720540人，扩展到1364618人。据1920年中华续行委员会就全国基督教事业概况进行的普查统计，中国天主教徒达到了1971189人，以后继续增长。到1940年，全国天主教信徒统计为318.3万人，这一数字一直保持到1949年全国解放。


20世纪初汉中一座中式教堂

第二，来华修会有所增多

主要有慈幼会、巴尔玛圣奥斯定会、伊苏登外方传教会、圣高龙庞外方传教会、苦难会、比布斯二心会、圣心司铎会和本笃会等。除此之外，不少女修会也纷纷来华，如方济玛丽女修会、安老会、司代尔圣神忠仆会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国卷入战争，派往中国传教士大量减少，传教资金也大幅缩水。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增长，介入中国传教事业。1918年由托马斯·普赖斯神父带领美国玛利诺会到广东江门传教，1925年起管理汕头宗座代牧区。美国圣高龙庞传教会、遣使会、苦难会、吾主仁爱会等也相继来华。

第三，天主教深入城市乡村传播福音

1908年罗马教会重申禁令，禁止传教士不分是否曲直、随意介入中国教徒的争讼，纵容包庇不轨教徒、禁止教会和传教士介入政治与外交活动。因此，天主教所谓“打官司教”情况大为减少。天主教会还致力于在整饬中国教友道德，移风易俗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罗马传信部禁止吸食鸦片。教会还禁止教友买卖妻女，拒绝为这些教友行圣事。传教士还努力改变着当地的一些陋习，如童婚和童养媳等，并且指导农村教徒改善耕作，兴修水利等活动。

教会开始重视提高教友的素质而不是一味追求数量。对于那些要求入教的人，耶稣会、圣言会以及玛利亚无罪圣心会都规定至少有两年的考察期。有的地区教会还拨款用于望教者的培养训练。以北京代牧区为例，传教士每找到一个望教者，就可以得到6个美元用于培训望教者。正因为如此，民间也有流行所谓“吃教”的说法。


20世纪初汉中的一个传教站

第四，开展社会慈善事业

在这些慈善事业中，孤儿院是天主教最为重视的重要的一项。大量收容孤儿和弃婴，与教会追求施洗数量有关。天主教相信，婴儿受洗之后死去可以进天堂，如果活下来，长大就是一个天主教徒。育婴堂一般为孤儿院的一部分，送到育婴堂里的婴儿，不少已是奄奄一息，神父或修女为之施洗后很快死去，因此死亡率很高。


嘉诺撒修女会收养的孤儿（本世纪初）

20世纪的天主教会的孤儿院和育婴堂事业依然相当发达。1920年全国天主教孤儿院总数超过150所，主要分布在直隶（20所）、江苏（21所）、浙江（14所）、广东（13所）、蒙古（10所）。在这些孤儿院中收养的孤儿有1.7万名。到1930年，全国孤儿院有375所①，收养孤儿人数为21858人。福建各教区有13所孤儿院，收留了15000名儿童，其中500名委托给其他家庭领养。教会收养孤儿，提供他们生存所必须的技能，男童往往掌握一些经商的技能，而女童则学习女红和家政。他们大多数都领洗成为教徒，许多孤儿长大以后结婚，组成一个新的天主教家庭。孤儿院出身的教徒在天主教中占有一定比例，如上海最大的天主教堂徐家汇天主堂的教徒有四分之一来自土山湾、圣母院孤儿院收养的孤儿。②“土山湾、圣母院的这些男女孤儿中，有的是教徒家庭的子女，送进土山湾、圣母院孤儿院时已‘受洗’入教。原来不信教的，被收养后领受天主教洗礼，也成了小教徒。他们在神父、修士、修女的严密管束下，学习天主教的‘经言’和‘要理’，并参加宗教活动，这些男女孤儿长大到结婚年龄，土山湾的耶稣会神父，圣母院的拯亡会修女，一手包办了他们和她们的婚姻：孤儿和孤女配对，到徐家汇天主堂有神父‘降福婚配’后，住进土山湾教徒村里面的一间‘哀矜房子’。”③

① 丁汝仁：《全国教务情形之回顾》，《圣教杂志》1931年第5期。

②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将来》，第6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③ 顾裕禄：《徐家汇天主堂的过去和现在》，《宗教问题探索——1984年文集》第174页。


20世纪初天主教神父在给中国儿童傅洗

开办诊所、设立医院也是教会慈善事业之一，也是在华教会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20世纪初，属于在华天主教会的较著名的医院有：1901年在昆明开设的法国医院；1905年先后在重庆和广州开设的仁爱医院、韬美医院；1906年在青岛开设的法国医院；1907年在上海开设的广慈医院；1929年在南昌开设的法国妇幼医院，以及1935年在上海开设的普慈疗养院。天主教孔好古神父还在广州创办了一所麻疯病院，满州也建立了一所治疗鼠疫的医院。“估计到1937年为止，法国天主教会的医院共约70余所，床位5000张。”①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389页。

从客观上说，传教士在中国开设医疗机构的结果，除了为扩大教会规模服务以外，也把西方的先进医疗科学理念，包括医疗方法、医药、医院制度、医学教育等，传入了中国，同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西医人才，对中国的医学事业的发展是有一定贡献的。

养老院也是天主教会慈善事业的一部分。1920年全国天主教创办的养老院达37所，平均每所养老院收养孤老35人。在养老院为老人们提供服务的主要是女修会穷人姐妹会的中外修女。1930年，全国养老院发展到了232所。

天主教会慈善事业还包括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事业。1876年至1879年期间，恰逢华北的山东、直隶、山西、陕西和河南五省发生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天主教各修会派了近70名传教士赴灾区活动。其中也有些传教士乘人之危，大量收购田产，灾情过后再以全家信教为条件将其出租给农民。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传教士和其他外籍人士组成救济团体。每逢发生大的灾害，它们都会派出人员前往灾区活动，以此来赢得部分民心，扩大教会影响，壮大教徒队伍。例如，1931年华北遭遇大水，天主教会发起赈灾活动，募集到20余万元用于灾区重建工作。

第五，天主教教育事业有所起色

19世纪以来，中国天主教相当注重对天主教徒的基础教育。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普通教育，一是教理学校。利用庚子教案赔款，天主教会大力发展各种初级、中级学校的数量和规模，这些学校一般由传教先生或神父给天主教徒后代讲授各种教理、中文经文，以及基本的读写能力，主要招收天主教徒后代，一般不对
外招生。在天主教办的学校中大多数学生是来自教友家庭，但是中学也招收非天主教学生。

初院或教理学校则是专门用于在教友中间教授天主教理的机构，加深教友对教义的理解，坚定他们的信仰。1914年，天主教在中国开设的各类学校共有8034所，学生总数达到132850名，其中绝大部分为初等学校或教理学校①。 1925年中国天主教徒达到250万人，而就读的学生人数为31万，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学校为讲授基督教教义的“祈祷学校。”②一般而言，每个代牧教区都至少有一所修院。1906年中国天主教修院的数量达到64所，有1640名修生。

① 林芝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第138页。

② 但是普通教育方面，基督教新教的努力似乎也超过了天主教，当时新教所开办的各类学校共有4100多所，只有天主教一半，但学生的总数大约有11300多名，与天主教学校在读的学生数量相当。

在高等教育方面，天主教远落后于新教，但是各地教会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1908年，蒙古中部地区的专科学校开始教授西方科目。1908年，武昌的一所天主教专科学校也开始教授英语和法语。福州圣若瑟学院是当地惟一高等教育机构。

1903年3月，著名的中国天主教徒马相伯在徐家汇创办震旦大学院，旨在通过兴办高等教育拯救中华民族。后因耶稣会派遣的神父南从周干涉校政，马相伯先生愤然离开震旦，在一些爱国人士和社会舆论支持下，1905年在徐家汇李公祠内创办了复旦公学，此即复旦大学前身。1908年，震旦大学院迁入法租界，耶稣会南从周担任院长，传授法语教学，讲授文学、法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医学等学科。教师多为耶稣会神父，只招男生。因其在罗马注册，受教宗的传信部控制，宗教气氛浓厚。1932年改称震旦大学。1935年，震旦下设法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法科、工科修业期限为4年，医科修业期限为6年。至1936年，震旦大学本科学生约300名，预科学生300名。1938年震旦女子大学成立。1922年耶稣会又在天津开设第二所天主教大学——津沽大学，下设工学院和商学院，1923年招收预科班，次年3月招收学生50名。1933年改名为天津工商学院。


广州石室教堂坐落在广州市中心区的一德中路，是天主教广州教区的主教座堂。

教堂于1863年6月18日奠基，1888年建成，总面积为2700平方米。

1917年11月，中国天主教徒英敛之（1867—1926年）与马相伯联名致信罗马教宗庇护十世，呼吁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教宗接受了这一呼吁，答应给予一笔资助并请求美国本笃会士神学、哲学博士奥图尔前来商办建立大学事宜。1922年罗马教宗庇护十世以私人名义捐赠10万里拉作为开办费，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负责，并以美国大资本家麦克玛纳斯募得的10万美元作为开办基金，1925年10月1日，辅仁大学在北京宣告成立，下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和教育学院，常年学生约500人。翌年，创办人之一英敛之因工作劳累而去世，由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担任副校长，全面主持辅仁大学的校务。

第六，创办天主教文化事业

1920年，天主教在全国已拥有13所印书馆，其中香港纳匝勒静院伙伴印书馆、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北京北堂遣使会印字馆以及河北献县张庄天主堂印书馆等则以多国文字，印刷出版了大量宗教和非宗教著作。在全国发行15种天主教期刊，较为著名的有于1912年在上海徐家汇出版的《圣教杂志》；比利时传教士雷鸣远在1915年10月创办的《益世报》。《圣教杂志》的宗教色彩较浓，侧重于刊载。1923年徐光启第十二世孙徐宗泽接任《圣教杂志》主编，逐渐关注和评论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①而《益世报》的政论色彩一开始就比较浓厚。时值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益世报》以开启民众的民族意识为宗旨，宣传救国之道，影响很大，雷鸣远也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表彰，授予五等嘉禾奖章。

1926年，天主教会出版社增加到14所，印行15种期刊，9种为法文，3种为中文，葡萄牙文、英文和拉丁文各1种。1930年统计，印书馆增加至20所，期刊30余种。1928年，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在北平成立，统一管理全国天主教的出版，由宗座驻华代表直接监督。该委员会发行有月刊《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丛刊》，用中文、拉丁文、英文和法文四种文字刊印②。

①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712-714页。

②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102页。

资料来源：
http://www.showchina.org/zgwhxl/zgtzj/02/200705/t114779.htm

<南怀谦？第一个用照片写真汉中的人 >

最近，修会调动一些修女。
改革，调动让我好奇要翻阅历史，回顾过去。
尤其是有关嘉诺撒修女会的过去；然，上网寻索时却有了些惊喜及我们修女在中国的一些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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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怀谦其人(Padre Leone Nani: 1904-1914在汉中)

南懷謙神父自攝像。一如當時所有外國傳教士，南神父入鄉隨俗，身穿長衫馬褂，腦後留著清廷特定的髮辮。

　　前些年，就从汉中地区外事办公室闫克艰主任处听说意大利有一批汉中清代照片，但苦于无法联系。今年初，从某报纸上获悉澳门举办南怀谦神父摄影展，展出内容是上个世纪初在汉中拍摄的照片的消息后，出于主编《汉中地区志》的需要，我便千方百计地寻求这批照片，最近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澳门某方负责人的支持，亲自给我寄来了南怀谦神父在上个世纪初拍摄的照片资料——《世纪回眸》，并附信一封。这批照片共154张，被分为《南怀谦》、《景物》、《民情》、《人物》。《传教》5大部分。

南懷謙神父與合作者留影。圖中顯示中西文化相互影響：中國人頭戴西式禮帽， 南神父卻身穿中式長衫。

　　我们首先要感谢南怀谦神父给汉中留下了如此宝贵的照片资料！这是一位1880年9月20日出生在意大利贝尔加莫省的阿尔比诺的天主教徒。1903年当他23岁时，在被任命为天主教神父三个月后，即被派往汉中教区，与他的五个同伴一起，由马赛登上一艘驶往远东的轮船，经过一个月的航行，到达上海。然后溯江而上，到汉口，又乘装载货物的船只，经过十多个星期的艰难航行，于1904年1月22日来到汉中，居住在汉中教区（辖教内安康事务）总部城固县古路坝，开始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传教生涯。首先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学习汉语，熟悉中国生活和文化。

南怀谦神父在进行教理问答。

次年，即1905年春，他最先与一位年长的教士到洋县直接传教，两年间，他先后在华阳、南坝等地发展了一批教徒，建立了教堂，并且用当时笨重而简陋的设备拍摄了一批生活场景。此后，这位面容清瘦、身材较高、满脸络腮胡须的神父往来于古路坝、汉中城及其它各县之间，到了不少村镇，有时去安康，在进行传教的同时，拍摄了大量社会、人文、风情、景物、传教活动照片，内容丰富，镜头所及，几乎当时汉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高官显贵、名流士绅、军官士兵、教徒修女，更多的是农民工匠、船夫挑夫、渔民猎户、戏剧杂耍艺人等各行各业的人们的劳作场面，有雄伟的汉中城墙城门、狭窄热闹的街道，有众多的古建遗迹，有汹涌澎湃的汉江洪涛，有迎亲送丧的队伍，有对饥民放饭的义举，也有向学生孤儿施教的课堂，有清兵新军士兵的操练，还有衙门前犯罪待决的囚徒等等，不一而足。

意大利传教士南怀谦拍摄的晚清一对夫妻。 　　 　　 　　
第二阶段： 1912-1949 　　
变革时代的中国人走进了照相馆，肖像进入社交、登上杂志封面、为婚姻和友谊定型。中国第一次有一大众明星脸，也有了与肖像相关的生活美学。 　　

按当时的摄影水平，只能从国外带来笨重的照相器材，一次最多拍照100张照片，还要辗转送回意大利冲洗。南怀谦以一个传教神父的身份，把自己融入了汉中社会，取得了各界的认同与配合，以教内事务为主，业余从事摄影，他出行时总带着一架13×18或9×12厘米底版的照相机，以独具匠心的慧眼，捕捉社会生活中有价值的镜头，尤其是在中国清朝与民国交替的特别时期的那些在外国人士眼中有意义的一瞬，这就为我们今天能看到百年前的汉中，留下了宝贵的实证资料。在当时闭塞的汉中，人们把照相看成是摄人魂魄、会给人带来灾难的“鬼眼”，许多人害怕，甚至向南怀谦神父扔石块。只有在取得对方的信任和配合时，才能拍摄到所需要的照片。

意大利传教士南怀谦拍摄的晚清两个准备进京赶考的学子，其中一个拿着当时颇为新潮的洋伞。
（图/新周刊图片库） 　　
　　
见到这批南怀谦神父1904~1914年在汉中拍摄的珍贵照片资料，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因为它使我目睹到了100年前清代与民国交替时期汉中的人物情态、民情风俗、城市面貌、官衙军队、劳动场面、饮食服饰、社会活动等等直观准确史料，认识到了汉中一个世纪的巨大变化，真可谓是沧海桑田、天翻地覆！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一百年，中国却经历了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的国家前进到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照片上那坚固雄伟的城墙、城门、护城河没有了，低矮狭窄的街道变宽了，男人们头顶的发辫没有了，女人们脚下的“三寸金莲”没有了，城市农村的茅屋瓦房变成了高楼大厦，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变成了等级公路，人们脸上的菜色看不见了、身上的破衣烂衫换成了西装革履，手工的纺织、造纸、米面及农副产品加工等劳作，已经被机械化生产所代替，高耸而笨重的背架，已经由火车、汽车替代……这一切，使我们真正看到了世纪的变化，社会的变化，祖国的变化，人类的变化，看到了人民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看到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力量！


一名满清高级军官及其妻儿合影。官服补子上的老虎图案及官帽上之顶珠标示其官位是四品。

　　在有一张照片上，一条狭窄而繁忙的街道，街房是连脊瓦房。街道远端，显然是汉中古钟楼，街道中有挑担的，步行的，闲游的，买卖东西的，有的房檐被用布帐接长，那是做坐商生意的门面。街道中心铺有一溜石条。从拍摄角度看，当为汉中南大街。与今天宽阔的南大街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所遗憾的是，那座汉中标志性的钟楼，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被炸毁了。一张由西大街天主教堂屋顶向远处拍摄的照片，一展当时汉中城内西北片一带的实况，极远处是北城墙，城内绿树点点，四合院杂布其间，还有大型庙宇等建筑，房屋当间，有块块水田，显得城内并不拥挤。照片集里有多张当时城内的古建筑、或庙宇，或官员府第，处处显示出汉中古城的深沉历史品位。

　　有一张注明“洋县一座道观前，以琉璃瓦砌成的墙壁”的照片，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那就是洋县丰都山（俗称大爷山）崇道观前的琉璃照壁。1958年我还在上小学时，学校曾组织去大爷山看过。没想到也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1970年，道观房屋被拆毁，这座被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的琉璃照壁被砸毁。我前年再次上山去，只见到了原址一堆残砖烂瓦。30多年来，我一直想找一张琉璃照壁的照片而不可得，没想到居然在意大利南怀谦的影集中找到了。照碑上那人，那车，那马等，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嘉品，可惜只有在照片上欣赏了。还得感谢这位外籍神父。

　　照片集里现在依然存在的古建筑，只有西大街天主教堂（已非原样）、城固古路坝教堂、勉县老城古塔。在经历百年沧桑后，能保存下来，也算是件幸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车轮已向前前进了一百年，那些百年前的建筑，不存在了，对比今日城乡高楼大厦、宽阔的街道，除了文物意义上的遗憾外，我们真实的感到时间太伟大了，它可以改变一切，使旧貌换新颜，这也就是社会的进步的见证；同时，也觉得我们近50年间对一些艺术造诣很高、有保护价值的古建筑人为的破坏，太多了，太可惜了。我常想，要是汉中这些城墙、城门、护城河、大批古建筑不毁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将以它巨大无比魅力引起中外人们的关注。

　　四、各色人等的劳作

汉江岸边用以引水灌溉的巨轮水车。
　　南怀谦神父照片集里很大一批内容是反映各行业人们劳作的场面，这也是最具资料价值的汉中生产行为照。

一场露天的道教仪式。
　　街头理发匠在为顾客理发；渔民在河边训练鹭鸟捉鱼；农工在造纸场做工，旁边还站着公差模样的人，大概在检查监督；两个农民挥舞大斧，将一株大树从根部砍断，即将倒下；一群农夫在田边小歇；一位山民把一小捆树条拉弯在作弓；一位垂老的枪炮匠在两名助手的协助下，用手推钻把一根钢棍钻空制成枪管；猎人用长长的抬枪射猎，枪管还要由另一人扛在肩上；一张汉江洪水的照片，那汹涌澎湃的江涛，使人惊佩在当时那种摄影设备条件下，南怀谦竟然能拍摄出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一群人在河边抡着大锤打夯筑坝；另一群人筑坝是用编制的长长的竹笼，内装上石头以筑堤抵御洪水；一位中医大夫在为妇女号脉治病，拍摄者特地注明“在当时，男大夫诊病接触女性手部为最极限之身体接触”；还有打草鞋的妇女，缫丝的工匠，纺纱的孤儿，磨豆浆的小孩，卖甘蔗的小贩，磨藕粉的农民，那做砖瓦者、修桥者、摇船者、抬轿者等艰辛的劳动、背二哥背上高高的背架，行进在街道上，似乎与城市气氛那么不协调；乘坐马车的一家人，那木制车轮，现在已难以见到；农村场地上，聚集着看杂技的人群，一位女艺人在凌空踩钢丝，一人仰卧，脚上竖着木梯，两名小孩在梯子上戏耍；一群演员在演戏；五位民间艺人用二胡、板胡、三弦、琵琶、响铃在奏乐；在一组军队操练照片中，有清兵的操练，辫子盘在头顶上，也有民国新军的操练、站岗，正印证南怀谦神父在汉中时正处在先清末后民国的交替时期。

一群演员在演戏。


猎人在使用猎枪，由于枪管太长，另一人在前扶着枪把。

　　从这些照片中，我们看到，南怀谦神父对汉中民间生活生产的关注，他用当时只能从意大利本国辗转带来的有限胶片（拍摄后还要送回国冲洗），拍摄了如此众多的汉中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生产照片，使我们看到当时社会基层生活的真实写照，以及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这些生产生活方式，绝大多数已经被新的生产力所代替，少部分还有留存，这也是汉中社会生产发展的忠实记录。

　　五、淳朴的汉中风俗

　　社会风俗，是每个地区最值得人们了解、最引人入胜是亮点。南怀谦以一个外籍人的惊异眼光，观察汉中这块古老大地上的民情风俗，并在他的镜头中屡屡展现这淳朴之风。《世纪回眸》中是这样记载的：“南怀谦开始学习难学的汉语时所作的第一件事是熟悉这里完全不同的风俗。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发现自己沉浸在一个几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的文化之中，并把它记录在他美妙的底片上。当时正值满清末年。三百年前，满清统治者强迫所有男性改留满族发式——拖上一条长辫子。”

右侧池中装载著竹木制成的纸浆。
　　
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是旧时中国最具特点的体位反映。男子头顶，前半部剃得光光的，脑后留着一条一二尺长的辫子，在劳作时，为了方便，将辫子盘在头顶上，或是缠在脖子上，即使清兵操练也不例外。以致南怀谦这位意大利神父在汉中传教时，也不得不装上一条假辫子，穿上清朝的长袍短褂，以适应世风。1942年出版的巴色里尼等人写的《皮安佐拉》一文中记载了清末在汉中任主教的拔士林（南怀谦的直接上级）的一段自述：“这对我来说真是一场折磨。在主持完弥撒之后，我发现剃头匠在等着我，只好立即满足他的要求。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他先让我伏在水盆上给我洗头，分出他想要剔掉的头发。这一切做得很麻利，还拿着剃刀，他就三下两下地扫了地。然后他拿出一根长长的假辫子，慢慢地把它编入我头上保留的头发中。为了保证辫子扎得紧，他毫不犹豫地揪我拿那可怜的头发……”可见清朝“发令”之严，连“洋大人”也不放过。辛亥革命，革了满清统治者的命，自然也就革了辫子的命。操练的新军兵士头上的辫子没有了，个别士绅（也许是民国的官员）的辫子没有了。但在民间，依然习惯视辫子为男子象征。因此出现了辫子与短发并存的民国初期景象。

　　要说中国近现代史上女子的解放，最大的莫过于小脚的解放了。女子的“三寸金莲”比起男子的辫子，历史更悠久，也许有一两千年经历。南怀谦的照片集里，我们看见了这已经不能再见到的奇装：除女仆之外，几乎所有妇女都是仅三寸来长、尖尖的小脚，尤其那些身份高贵人家的衣着华贵的夫人，小脚更小更尖，只能在仆人的搀扶下行动。可以想象，这样的妇女在社会上有什么活动能力呢？《回眸》中有着这样的记述：“小脚在当时被看做是女性美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地位的表现。女孩在四五岁时，就要把脚紧紧裹住，除大拇趾外的其他脚趾弯向脚掌，使脚显得又窄又尖。一两年之后，尤其是在富人家里，女孩被迫穿更紧更小的鞋，并通过裹脚布将大脚趾弯向脚跟，这样，脚不再与腿成直角，看上去成为腿的延伸。”“有着一对小脚的女人不得不颤巍巍地靠脚跟平衡，并且由于行动不便而被束缚在家，她们只能倚着侍女的肩行走。侍女由于出身卑微是不裹脚的。”“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奇异的风俗使妇女愈发驯服。直到1902年皇帝下令废除裹脚，在沿海有共和党人出没的城市，这种风俗已经渐渐消失，但在南怀谦所驻的内陆却依然流行，使南怀谦能够拍摄到它最后的牺牲品。”


妇女缠足，其小脚被称为“三寸金莲”。

老妇合照，二人神情拘谨，同样是“三寸金莲”。

　　一队迎亲的队伍，行进于搭在河面上的木桥上，前面一人敲着锣，打着旗子，后面跟着一行打着旗牌华盖的队伍，桥下流淌着河水上，停放着一只小舢板。新娘乘坐在四人抬的轿里。也许她还没有见过她的白马王子，白马王子也没有见过她。只有在行过“大礼”之后，新郎揭开新娘头上的盖头，才能看到她的“庐山真面目”。这可喜的场面下，也许正掩藏着可悲的结局！这就是一个世纪前中国婚姻风俗的必然。（照片说明这是“传统的婚礼行列”，但我看却好象是行进着的一队鸣锣开道的官弁。）

传统的婚礼行列：新娘乘坐大红花轿，在一众亲友陪同下嫁到夫家，沿途乐队敲锣打鼓，喜气洋洋。
　　
三张有关送葬的照片，显得庄严肃穆。一张照片上是送葬的人群，站在一片田野中，这儿大概就是埋葬死者的地方，上方挂着许多灵幡，右侧临时搭起的帐篷，是停放灵柩的地方；另一张照片上是纸扎的高头大马、仙人骑鹤、妻妾仆人、童男童女，还有金库银库等祭祀品，这是奉献给死者在阴间享用的，也体现死者身份的高贵；另一张照片上，一群人举着旗幡，或行或站，牌子上隐约有“例授修职（郎）”、“国子监……”等字样，大概就是死者生前的身份。我查阅1904~1914年间汉中去世的符合这一身份的人物，只有侨居汉中的宁强人陈才芳。陈生前经历太平天国西征军在汉中的遭乱，一家13人仅剩他一人幸存，后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再晋职甘肃平凉知府。光绪年间，告老回汉中，曾写有《思痛录》，记述西征军攻占汉中及其家之遭遇经过。

　　服饰风俗，很明显的特点是有身份人的事，男人大多是长袍短褂，白袜黑鞋；女人大多是右襟长衣，高贵者身上头上装饰着饰物，衣帽上绣着各色花纹图案，这种服饰显得累赘，已经基本绝迹了；平民则衣衫褴褛，头缠黑帕或白帕。

　　建筑及室内摆设习俗，也因经济条件不同而各异。富贵之家，高楼大厦，四合小院，堂屋内古典家具、罗马座钟、字画花瓶，许多家庭中水烟袋好象是必需的。郊外甚至城内，依稀还可见到草房茅屋，断墙颓壁，屋内是破桌烂凳，凌乱的家什。

　　民俗，是人们意识、信仰、习惯的体现，虽然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它具有相对的长期性。南怀谦神父的这批照片中所反映的汉中民俗，除服饰风俗变化很大外，其他如祈祷道场、迎亲、送丧、娱乐、生产生活等，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当年习俗的存在，只是稍有变化进化而已。从此可以想到，民俗是扎根人们意识形态深处的东西，要移风易俗，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除倡导新风、破除旧俗的宣传外，更重要的是进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用新的观念、新的生产力产品由人们自觉乐意地改变旧有的习俗，就象新型的更能体现精神风貌的西装革履代替了百年前的长袍马褂一样。

　　六、传教事业与汉中的进化

位于古路坝的圣保禄及圣伯多禄天主教堂。

汉中圣弥额尔总领天使天主教堂。
　　作为一个天主教传教士，拍摄教务活动，自是其主要任务。因为职业要求他经常把教内活动的照片，连同有关文字寄回教会。因此，在南怀谦的影集里，汉中西大街宏大的圣弥额尔总领天使天主教堂、城固古路坝主教府、若瑟修院，小寨教堂、古路坝孤儿院、汉中孤儿院、善道会冯家营小修院、八庙教堂，以及其他一些教堂多次出现在他的镜头中。这些教堂有西式的，有中式的，有半西半中式的，还有一张安康教堂的照片。因为那时，安康教区属于汉中主教区管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是西方文化向汉中大量渗透的时期，这肯定是汉中第一批西洋风格的建筑，它从而大开了汉中人们的眼界。

三名小童在圣堂前拍照。
　　天主教人物及其活动，是南怀谦拍摄的主要内容。有当时汉中主教区的主教拔士林，以及他与教内人士、清朝、民国当局官员的合影，他及其他传教士穿着当局赏给的花翎官服的留影，南怀谦和其他一些传教士身着中式服装、装上假长辫子的照片，显示出天主教与中国当局关系的融洽，这正是清朝前期来我国的天主教代表人物利玛窦所说的：“若要有效地传播福音，必须变成中国人。”

汉中的孤儿正在纺纱。
　　南怀谦记录的他自己进行教务活动的镜头不算多，除去与他人的合影外，其宗教活动只有两幅，一幅是在给一群婴幼儿进行洗礼，南怀谦头戴方形祭巾（这种装束在我国沿用到1924年），站在一群抱着婴幼儿的小脚母亲中间，向她们讲说着福音。母亲们在专注的凝听。嘉诺撒会修女们多从事婴幼儿及孤儿院的管护工作，以及青年妇女的婚前辅导，影集里有不少这类照片；她们还教孤儿院中较大的孩子学习文化，学习刺绣、藤编、纺线等技艺，照片集里有7张反映孤儿院的照片，
(嘉诺撒会修女在古路坝教堂门前与一批孤儿合影。)

其中一张是古路坝教堂前几百名孤儿合影照，孤儿们穿着统一的棉衣棉帽，干净整齐，完全没有破破烂烂、瘦弱病羸、孤苦伶仃的样子，以及孤儿们的课间下棋游乐、学习技艺的情景，使我们相信嘉诺撒会修女们，这是一群善良的女性！有资料记载，从1887年汉中主教会成立，到1949年，汉中有孤儿院7处，收养了一万多名被父母遗弃的孤儿，由嘉诺撒会修女们关照抚养；教堂还办有多处小学、中学、医院。诊所、麻风病院、幼稚院、养老院（这些多是南怀谦离开汉中以后的办的）。以前，我曾听说过，教堂附近曾发现过一些婴幼儿骨骸，有人就臆断，这是教会的神父修女们残害小孩的铁证。看着这些善良的人们，能相信吗？按过去的医疗条件，婴幼儿的病亡，能避免吗？

嘉诺撒会修女为婚前少女作辅导后合照。

(当年的嘉诺撒修女们，不知她们如何与当时的人沟通？气候？文化？乡土？食物？因为心中有爱，一切障碍都不是问题。只听说当时来亚洲传教的修女，很年轻就去世，营养不良，疾病及闷死的，因为她们所穿的会衣都已又厚又热的绒布制成，是冬天取暖的，而在热带雨林，这种布料给她们带来皮肤病，甚至死亡。而后才发展到我们目前所穿的会衣。)　　

此外，这里还一张清朝大员的照片：时任陕安道台的黄浩，在20多名腰插手枪、手持毛瑟枪或长剑的保镖卫士护拥下，威风八面。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位大员曾在1906年2月17日至1908年7月23日任清政府驻意大利公使，此时已是陕南汉中、安康两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别看他威风凛凛，在1911年10月，当辛亥革命中邓占云的陕西新军攻占汉中时，他却夹着尾巴躲进了城固古路坝教堂，以后又乘机逃离汉中。

　　一百年前，当我们的祖国、我们闭塞的汉中城乡还处在封建落后贫穷的灾难中时，天主教士们给汉中带来了一丝境外新的文化、新的生活的气息，这对汉中社会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件好事。

　　世纪的回眸，世纪的反思。南怀谦神父以其真实的写真资料，向我们展示了百年前天主教与汉中的关系，展示了汉中的风物、人文，人民生产状况。高大宏伟的汉中城墙城门没有了，但南怀谦神父的这批宝贵遗产将永远留给了汉中的人们，留给了汉中的历史，它比坚固高大的汉中城墙更坚固、更高大，更永久！

作者：郭鹏
百度汉中吧

资料来源：
2006-06-05 16:35:11 华夏经纬网
http://www.huaxia.com/mlhz/2006/06/818995.html

<嘉诺撒仁爱修女会武昌堂>

简介
　　嘉诺撒仁爱修女会是个天主教的国际性修会，1806年创立于意大利。1868年（清同治七年），该会应湖北代牧区主教明位笃的邀请，共差派6位修女，从意大利来到了武昌，很快就在昙华林街区的花园山南麓，创办了一间小小的圣约瑟诊所。这是天主教传入湖北以来首次出现的外国修女，湖北有关修女的历史便从此开始。在6位修女来到武昌之后，嘉诺撒仁爱修女会从意大利差派来汉的修女逐年增多，最多时达到40余人。

　　1880年，明位笃主教主持兴建的汉口圣约瑟医院（该院1914年改名汉口天主堂医院，今武汉市二医院的前身）正式落成，嘉诺撒仁爱修女会的工作重心，便从武昌圣约瑟诊所转移到了汉口圣约瑟医院，从此汉口也正式有了外国修女以及她们所经营的医院。

　　明位笃主教于1883年病逝于武昌花园山，继任主教是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江成德。江成德主教精通建筑设计，1888年，他在任期内主持扩建了汉口圣约瑟医院和武昌圣约瑟诊所，并将扩建后的武昌圣约瑟诊所改名为“汉口圣约瑟医院武昌分院”。同时在分院周边，还帮助修女们陆续开办过育婴堂、教理班和工艺所等。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江成德主教接受了数名中国籍贞女，计划成立教区修女会。于是，他委托嘉诺撒仁爱修女会，在武昌嘉诺撒堂举办修女培训班，这一办就办了十几年。到了1911年（清宣统三年），在这个培训班的基础上，由继任的鄂东代牧区主教、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田瑞玉批准，正式在武昌花园山祝圣成立了“中国训蒙修女会”，该会是湖北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组建的修女会。随后，该会总部在武昌大堤口天主堂挂牌，1926年迁往汉口。

　　1862年至1923年的61年间，武昌花园山一直是天主教的权力指挥中心，1923年12月，该权力指挥中心正式转移到汉口上海路，嘉诺撒仁爱修女会在武昌花园山的总部也随之转移到此。1926年，北伐军快打到武昌城时，嘉诺撒仁爱修女会赶紧将武昌的教产，处理给了刚成立不久的天主教武昌监牧区，并将该会在武昌的修女也全撤到了汉口，至此，嘉诺撒仁爱修女会在昙华林的历史便画上了句号。

　　1928年，美国俄亥俄州天主教地方修会，受武昌监牧区监牧、美国俄亥俄州方济各会会士艾原道的邀请，差派了“北美仁爱修女会”来到武昌，接管了嘉诺撒仁爱修女会已作处理的教产，并以此为基础，在武昌花园山南麓，兴办了比以往规模更大的“武昌圣约瑟医院（今湖北省中医院的前身）”和“花园山育婴堂（今武汉市儿童福利院的前身）”。

　　1929年，艾原道以北美仁爱修女会为核心，然后吸收中国籍贞女，共创了美中结合的“圣约瑟善功修女会”。从此，该会便一直在武昌花园山经办医疗与慈善事业。1948年，武昌圣约瑟医院进行改扩建，新建了一栋平面为飞机型的住院部大楼，这栋楼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武昌兴建的唯一高层建筑，因临近全国解放，物价飞涨，于是将原设计的6层楼改为了4层。1948年底，圣约瑟善功修女会的美国修女全部回国，该会的中国修女数人，亦随她们去了美国。

　　随后，圣约瑟善功修女会在武昌花园山的教产，全部由中国训蒙修女会临时代管，1951年被政府正式接管。“文革”期间，花园山上的嘉诺撒武昌会堂，曾被一个称为“反帝风雷战斗司令部”的造反派组织占用，由于这里交通不便，该造反派组织在此时间不长就搬走了，嘉诺撒武昌会堂便从此闲置至今。2005年初，这栋百年老房子终于受到关注，被列入了武汉市第二批颁布的优秀历史建筑名单。

资料来源：
http://www.douban.com/subject/8013341/